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瓷器”展览换陈出新意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瓷器里的中华风度

“南海1号”沉船出水瓷器。刘同华 摄

5月21日，我国深海考古工作发布重大进展：在我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的两处古代沉船，经考查，其中一处沉船遗物以瓷器为主，推测文物数量超过十万件，根据出水文物初步判断为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这一发现，将人们的目光又一次吸引到中国瓷器上。

无独有偶，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启动“古代中国”改陈工作，近日包括“中国古代瓷器”在内的专题展览已完成改陈工作。

该展览通过“源远流长”“瓷艺匠心”“瓷韵风华”“瓷行天下”四个部分，把中国古代瓷器的形成与发展、制瓷技术的进步、装饰风格的演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互动以及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变迁与审美意象等融为一体，系统展示中国古代瓷器在胎釉、造型、纹饰、工艺等方面的演变历程。

瓷器的诞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

用瓷土烧制精细的瓷器最早是中国特产。火与土的相遇，诞生了大自然对人类的完美馈赠——瓷器。

在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中，陶瓷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符号之一，对世界文明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陶瓷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始瓷器从陶器发展而来，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

展览中有一件商代云雷纹硬陶罐，是1955年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这件硬陶罐所选用的原料已经十分接近瓷土或与后来产生的原始瓷相同，烧成温度也比一般陶器高，是瓷器的直接前身。

商代云雷纹硬陶罐。刘同华 摄

这件硬陶罐告诉我们，商朝不仅开启了中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明，还留下了同样不容遗忘的陶瓷文明。

商代初期，青铜器开始成规模的出现，因为做工成本等因素，天然具备了社会属性，只能由贵族阶层使用。

于是，以陶器为主的生活器具成为普通人的选择，陶器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使用最广泛的生活用具。陶器的出现是人与自然界互动中的发明创造，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天然性质的开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展出的这只硬陶罐，不仅因为年代久远而意义重大，外表的纹饰——云雷纹也非常值得关注。

云雷纹是青铜器和陶瓷器装饰的一种原始纹样，图案呈圆弧形卷曲或方折的回旋线条，圆弧形的也单称云纹，方折形也称雷纹，两者统称云雷纹。云雷纹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从漩涡纹发展而来，商周时代云雷纹大量出现在青铜器上，商代陶器和商周印纹硬陶、原始青瓷，云雷纹是主要纹饰。在今天可见的南方铜鼓实物上，云雷纹常密布于鼓面周围，象征太阳与云雷共存于天际。

战国时期，原始瓷生产胎质更加细腻，器形更为规整，出现大量用于陪葬的仿青铜礼乐器。到东汉时期，“原始瓷器”釉层更加厚实，器表十分光滑，器物多以实用器为主。

到了东汉晚期，中国瓷器手工业在经历千余年的探索和实践后，终于烧造出普遍意义上的成熟瓷器，完成了质的飞跃。

值得一提的是，秦、汉时期受中原文化影响，浙东地区原始青瓷的风格发生重大变化。原始青瓷的生产中心逐渐转移到浙江上虞的曹娥江流域，生产规模有很大发展，其作为礼器的使用功能，在这一时期突破东南地区的局限，在全国范围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器手工业生产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南方地区已开始普遍烧造成熟的青釉和黑釉瓷，并初步形成一些制瓷中心和瓷窑体系。北方各地的瓷业生产也迅速兴起,成功烧造出白瓷。隋唐时期政权统一，在地域上形成“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

从唐代的“南青北白”到宋代的名窑林立，再到元明清的精巧绚烂和异彩纷呈，光芒四射、耀眼古今。

卓越的制瓷技艺和辉煌的艺术成就，满足了社会生活的需要，积聚了时代与民族的精华，蕴藏了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智慧，成为传承千年的中华符号，历久弥新，体现了中华文明为全人类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清代唐英制青花缠枝莲纹觚。刘同华 摄

中国瓷器融实用与审美于一体，呈现出技艺双美的境界

宋代制瓷业发展突飞猛进，达到新的高峰，名窑林立，形成了风格各异的瓷器手工业传统和生产中心。

最有名的当属宋代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宋代五大名窑的提法，见于明代内府收藏《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

宋代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瓷器在国博一起展出。刘同华 摄

五大名窑的首要价值，在于为中国陶瓷开创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传达出温和、内敛、厚重的精神。

世人都知道五大名窑极其珍贵，能集齐这五大窑的瓷器更是难上加难，而这次国家博物馆的展出五大名窑一起面世，殊为难得。中国古代瓷器是国博馆藏大类，既有流传千古的传世品，又有出处明确的考古遗物，品类丰富、时代序列完整。此次，包括这五大名窑在内，国博依托丰厚典藏，遴选300余件具有代表性的瓷器精品，突出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灿烂辉煌。

可以说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国生活美学史。

明清时期，中国瓷器迎来历史上又一个高峰，而且闪耀世界。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曾这样记载：“后世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掩映几筵，文明可掬。岂终固哉！”

清朝，堪称中国古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最高峰，能够取得这样辉煌的艺术成就，离不开那些独具匠心的幕后人物，唐英正是其中之一。

47岁的唐英被雍正派往江西景德镇“佐理陶务”。刚到景德镇时，唐英对陶瓷一窍不通：“予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陶故细事，但为有生所未见，而物料、火候与五行丹汞同其功，兼之摩古酌今，侈弇崇庳之式，茫然不晓。”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作为督陶官，唐英没有发号施令，而是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拜窑工为师、虚心学习，亲自参与到制作瓷器的整个过程当中。几年下来，唐英由一个门外汉变成了烧瓷内行。他在《陶人心语》写道：“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

唐英担任督陶官时所烧制的瓷器被人称为“唐窑”，其制作工艺和器物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唐英带领工匠们集前人所有制瓷之大成，仿制历代著名器物佳作，传承前代制瓷工艺。

中国瓷器在明清闪耀世界，以唐英为代表的工匠们功不可没。

中国瓷器和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前文提到的我国5月21日发布的深海考古南海瓷器沉船，就是中外贸易往来的力证。

这次深海考古还在进行当中，而国博的展览则展出了不少以前海底考古打捞上来的瓷器，比如“黑石号”沉船瓷器。

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海域发现了一艘唐朝时期的沉船“黑石号”。

这艘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出水的文物包括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瓷器，还包括金银器和铜镜；其中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瓷盘格外引人注目。而且打捞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文字。除此之外，展出的还有“华光礁1号”沉船出水瓷器、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出水瓷器、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出水瓷器，等等。

由此足可证明，至迟从中唐开始，中国陶瓷已大量行销海外。宋元时期，陶瓷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广州、泉州、明州等世界性港口相继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陶瓷贸易体系逐步确立。明清时期，陶瓷贸易持续繁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瓷器大量远销欧美地区，推动了早期贸易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

法国汉学家奥图·德·萨代尔在其著作《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

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史于1508年掀开了新的一页，那一年，葡萄牙的航海家们返回欧洲。他们乘着风浪，以极大的勇气航行至遥远的东方，抵达了那个时代水手们幻想中的未知国度，千里迢迢带回了诸多产品，种类不胜枚举。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自然是被他们称为“loca”（餐具）或者“porcelana”（瓷器一词的古写法）的中国瓷器……于是，他们又迅速回到中国，继续开展贸易活动，开采中国这座丰饶的“矿山”。

这段法国学者的话，明确无误地告诉世人：瓷器，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创造。当然，中国的贡献远不止这些。

中国陶瓷贸易的运输路线，被当代考古学者称为“陶瓷之路”。精美的中国瓷器沿着唐代发端的“陶瓷之路”源源外输，它们既是美观耐用的生活器皿，也以其绚烂多姿的造型和装饰承载着浓郁的中国文化与风情，对行销区域的物质生活以及文化面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穆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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